为了确定孩子的父亲是谁，避免让“不该出世的孩子”出世，连胎儿也得做亲子鉴定“验明正身”。做胚胎期亲子鉴定的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，有的是已婚的女硕士生瞒着丈夫拉情人来做鉴定，更有的是大学教授来确定孩子是不是婚外情的结果。
在所有胎儿亲子鉴定者中，25岁至30岁之间的已婚女性占了九成。一旦确定孩子不是“自己希望的那个人的”，很多“母亲”会编出各种理由将孩子做掉。
据调查胎儿亲子鉴定高级知识分子占多数:他们当中有大学教授、博士生、硕士生和公司高级白领，25岁至30岁之间的已婚女性占到了总数的九成之多。 有男性人认为 “个人委托亲子鉴定逐步走向市场，总有它的合理性和社会需要性存在。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，婚外性行为并不是鲜见的事。再加上计划生育要求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，如果这惟一的独‘苗’都不是自己的了，多可怕啊。如果有什么确凿证据让我对妻子、儿子产生怀疑的话，我想我还是会选择去鉴定机关确认一下。” 有女性人认为个人委托亲子鉴定对妻子和小孩来说非常不公平：“亲子鉴定的开放步伐还是慢一点好。当一个妻子被丈夫怀疑‘红杏出墙’时，她所受到的感情和自尊上的打击是难以忍受的。现在的小孩懂事得早，他们的心灵也会受到巨大的创伤。” 还有人认为，现在社会和家庭一样，安全、信任和归属感越来越少。社会中，两性关系越来越随便，诱惑也更多，一些人因为受不住诱惑，在外面有“一夜情”，随后又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检测，从而采取相应的方法对自己的过失进行掩饰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这是对“一夜情”行为的纵容，将对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。 胎儿亲子鉴定案例：日前一名来自某高校的女硕士生，据她称，她已结婚4年，一直没有身孕，因此夫妻之间的感情不是很融洽。一天她跟丈夫吵架之后，便独自一人到酒吧喝酒，正好碰到了大学时的男同学。当晚，她没有回家。事后，她也感到很后悔，更出乎意料的是，一个月后她有了身孕。她心里非常矛盾，思虑再三，她只好把想法告诉了那名男同学，而那名男同学也害怕承担责任，于是就同意一起做胎儿亲子鉴定。鉴定发现果然是“一夜情”留下的种，她最终选择了引产。还有一对是来自某大学的教授，年龄40岁左右，男的显得有些不乐意。在医生给鉴定者做心理辅导时，他们才道出了真相：原来二人都是广州某大学的老师，彼此都有10年的婚龄。男的为某教研室的主任，育有儿女，女方一直未孕。由于长期工作在一起，两人彼此出现了感情上的默契。今年9月份，女方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她偷偷到医院咨询了医生，并要求做亲子鉴定，而男方则认为胎儿毕竟是一条生命，如果孩子是他的，他将承担所有的责任。后来是由于女方执意要做，男方才极不情愿地配合做亲子鉴定。结果鉴定表明孩子是他们二人的，女方则选择了流产。 当然，也有不少做亲子鉴定的人，完全是因疑心过重而导致了精神上的压迫症，亲子鉴定能够给他们解开心结。而众多的家庭则主要因为夫妻之间缺乏信任，出现了一些妻子鉴定“清白”后毅然提出离婚的现象。对于这些家庭，首先要认识到亲子鉴定是一种生命科学，“亲子鉴定”的出现是一种进步。其次，亲子鉴定体现的是知情权，它的目的在于解决家庭的矛盾危机，消去家庭之间的疑虑，而并非“忠贞”的杀手。随着社会人与人之间交往频率的增高，要求做亲子鉴定的人会越来越多，但人们应以平常心去看待亲子鉴定。 伦理学家：随意流产是对生命的否定。社会中婚姻状况的不稳定、婚外性行为的增加和非婚生子女情况的频繁出现，都是亲子鉴定备受世人关注的原因。 胎儿亲子鉴定法是一种新鲜的科学手段，作为一种有可取之处的科技手段，走向临床帮助一些有特殊需要的人解决一些问题无可非议。不过，在我国的法律还没有完善到这个领域，对它作出明确规定的前提下，对待这种技术要严谨。从伦理方面来说，必须严格把握这一技术的尺度，比如由什么单位来做胎儿亲子鉴定，严格考核这个单位做这种鉴定是否合法。一旦检测出胎儿不是属于自己希望的那个人的，很多“母亲”会选择进行人流或者引产，把孩子拿掉。胎儿虽是一种“前生命”，但也是一个生命，随意进行流产是对生命的否定，但也是对自己身体的一种不尊重，是一种对生命不负责任的行为。 律师：我国胎儿“生命权”尚空白。对于一些由于检测结果显示孩子不是丈夫亲生而让孩子流产的做法，不能从法律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。目前在我国，堕胎是一种个人行为，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堕胎是一种违法的行为。只是从道德方面来说，堕胎还存在很大的争议。胎儿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，也不存在享不享有“生命权”的问题。我国的法律没有对胎儿的“生命权”有相关的规定。更应该从伦理和道德方面去理解这种堕胎的行为。